一位社會生態家的洞見與工作

 

就在我14歲生日前的一個星期，我驚覺自己已成為一個旁觀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過八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這是彼得‧杜拉克一生的「定位」。而過了82個年頭的杜拉克依然活出當年的承諾──「社會生態學家」（Social Ecologist）的角色。扮演著沒有個人歷史可言，雖然也在舞台上，卻毫無戲份，甚至連觀眾都不是。這或許是他這一生最佳的註解。

 

不管做學問、給諮詢、教學生、勤寫作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事物，且反覆地思考。他的思索，並非像鏡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種三稜鏡似的折射，且能透視不易察覺的事情的本質。換言之，就是「洞見」（Insight）。

 

在《人、思想與社會》一書中處處可見杜拉克的犀利、宏觀與睿智，反應在人和思想的省察，以及社會、政治、經濟、企業與制度的限制和未來，突顯了一位社會生態學家的洞見與工作。

 

洞見一：17歲無意中讀到齊克果《恐懼與戰慄》（Fear and Trembling）一書，心喜若狂的杜拉克，為了探究真義，他又學了丹麥文重讀齊克果的原著。

 

〈過時的齊克果〉一文係杜拉克四十歲的得意之作。針對人類是如何生存，齊克果給出了答案:「人的存在只有在張力下才有可能──那是精神層面的個人和社會層面的公民同時存在的人生中，在那兩者之間的張力。在時間裡，我們不是以個體存在著。我們只是一個物種的個體成員，是世代鏈的一環。在時間裡，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只有社會才有可能。反之，在永恆中，不存在的是社會；在永恆裡，存在的只是個人。在永恆裡，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一個人絕對的、孤獨的存在。」

 

齊克果還有另外一個答案:「人的存在，可以不在絕望中，可以不在悲劇中，可以在信仰中存在。罪的對立面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信仰就是堅信，在神的國度中，可以化不可能為可能；在祂之中，時間與永恆是合一的；生與死是有意義的。信仰是有關人是受造物，沒有自主性、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也不是中心，但是有責任與自由的一套知識。這套知識相信，人類在本質上是孤獨的，但是一定會被克服，因為上帝一定會永遠陪伴著他，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然而杜拉克真正的洞見則是:「信仰只有經歷絕望、悲劇、長期痛苦和永無止境的磨練，才能達到。這不是非理性、情緒、感性或自發性的；這是經過深思和學習，嚴格的紀律，全心奉獻和堅定意志的結果，只有少數人辦的到，但這是所有的人能夠，也應該努力追求的境界。」

 

洞見二：於1980年所確立的「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包括資源經濟與社會因素如何影響的生態圈，其核心在於政治，但其關鍵則在於「生態」。

 

美國學者保羅‧羅賓斯（Paul Robbins）主張，需朝向永續經營來思考社會、政治與經濟都是人的產物，卻是人類的天性。如果我們把人從社會政治與經濟中區隔出來，就無法去理解人類這種動物。這也意謂著社會、政治與經濟是一種真正的環境、真正的整體、真正的系統。為此，反過來再探究人、觀念、思想、制度和行動，就能完全了然於心。

 

社會生態學家的杜拉克在他的巨著《社會生態願景》(The Ecological Vision)一書中提及：「社會生態學家一詞是我自己命名的，我又看到『知識』將成為新的核心資源，而『知識工作者』也將是社會新的統治階級，也將成為後資本主義社會，我稱為『文明』，以及創新與變革需求之間的張力。延續與變革之間緊繃的張力，就是我畢生工作的開端。試圖在延續與變革之間取得平衡卻是我一生的偉大工作。

 

而社會生態學（或稱政治生態學）乃是以人為核心，以社會為主體，以管理為機制，更以創新為工具，構成永續經營延續生存、持續發展的可能未來，從這個角度來說；杜拉克是個先驅、先知，更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思想家。

 

洞見三：儘管美國一部憲法至今仍是強大的法典，而其最高法院有多重要。基本上，這個制度既代表了保存與延續，也代表了「創新與變革之間取得平衡」。

 

杜拉克進一步觀察到「延續與變革」之間的張力，是社會上重要兩極對立，一極乃是偉大的理念（尤其是偉大的宗教理念）；另一極則是人們如何工作。他認為以企業作為社會的制度，以公司視為一社會組織，它組織權力、威信與責任，而這些任務，通過了知識工作與知識工作者，成為新的社會與經濟，甚至政治中心，也就是權力中心。新的多數必須圍繞著這個中心建立，而這個中心也將決定下一代美國政治的方向和特質，很難相信這是半個世紀之前杜拉克的洞見。

 

洞見四：早年杜拉克在英國期間每周都搭火車前往劍橋大學聆聽凱因斯所主持的研討會，但去了幾趟之後，也就不去了，因為他發現滿屋子的人，包括凱因斯本人以及既聰明又有才華的學生們，在所謂的「經濟人」的假設下，他們所關注的，只是商品與交易，而杜拉克所關心的則是人和行為。

 

為此，他認為凱因斯的經濟是一種神奇制度。因為過於狹隘地主張「貨幣現象」，竟忽略了其它的因素，這些批評是公正的，貨幣可能只是造成蕭條的一個原因，他的經濟政策乃是依據他的政治目標來決定；而非是他的經濟觀察獲得。

 

他甚至於認為創造信用的信心本身，嚴格地取決於「信用」。對什麼造成信心這個問題，他則提出兩個答案，其一信心是利率的函數，利率越低，信心就越大。其次，他還斷言，信心也是消費支出的函數，消費購買量越高，資本財的投資也就越高。這種邏輯則是說明可用的貨幣或是信用數量，決定了信心的程度，然後決定了投資比率，進而決定了商業活動和就業水平。這就完成了凱因斯為繁榮和蕭條時期所帶來的貨幣靈丹妙藥。

 

如今疫情與後疫情時期美國政府瘋狂地狂印紙鈔收割全球財富，世界各國又如何透過消費券以刺激消費，其實這些活動幾乎都會一再重演，到底是為什麼?解決之道還得依賴杜拉克主張的創新工具，即熊彼得的「創造性的破壞」以實現所謂的創業型循環經濟才是上策。誠如凱因斯的信徒大力急呼；「重點不在於貨幣政策，而是生產資本財。」這種轉變既否定了凱因斯的主張，也否定了他的總體政治目標。說到底凱因斯所構建的神奇制度已跌落了神壇了。

 

洞見五：杜拉克在〈日本嘗試創造第二次奇蹟〉中點出五個領域的關鍵因素：(1)將1／4國民所得投入新的投資，這就是讓工業產能和量產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2)日本已成為西方以外的第一個真正的大眾消費市場。(3)農業的重大突破，以致農產過剩。(4)教育上的突破。(5)日本人的壽命從50歲提昇到70歲。因而日本的經濟成就仍然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奇蹟。

 

如今為何出現「自信危機」呢？又為何會恐慌呢？因為日本是重商主義者，是政府導向與企業活力結合，在國外積極競爭，同時又在國內實行保護主義和價格穩定政策。在國內如果要清除這種保護主義，代表需要徹底改變整個產業界的聘僱和解僱制度，以及長期以來根深蒂固但極為昂貴的商品配銷制度。

 

杜拉克已洞察到「終身僱用制」已成為企業彈性經營上的枷鎖，更糟地「共識」決策往往無法掌握瞬息萬變的變遷世界。使得日本大商社逐漸顯現疲態與虧損。尤其由來已久的輪調和人力資源政策是否已到了值得商榷的時候了。

 

《人、思想與社會》一書裡正是體現杜拉克身為一位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與工作、洞見和睿智所在。雖然多數人視他為未來學家，然而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未來學家，因為想要預見未來，並非凡人所具有的能力。杜拉克只是洞悉現實，且已不自欺欺人的一種能力，充分利用已發生的變化，尤其是在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化為難得的創新機會。相信是杜拉克藉由本書想給讀者的訊息。

詹文明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