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拉克於1992年特別為《社會生態願景：對美國社會的省思》一書而撰寫的，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在於讀者可以深入了解杜拉克在其著作中探討的主題，以及他與一般管理學家、未來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區別。
杜拉克終生關注的核心社會主題是如何在延續與變革之間取得平衡，他認為一個社會的正常運作需要維持延續與變革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杜拉克看來，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應該恆久處於某種兩極張力之中（tension between two poles）。如何理解兩極張力呢？杜拉克說，就是相互排斥又不可分割的兩端，它們不但不可分割，還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例如：地球的南極和北極，既不能完全重合，也不能彼此掙脫。兩極之間的制衡，成就了地球的運轉，若是重合或隔絕，則會造成地球的災難。在各種社會哲學熱衷於談論衝突的地方，杜拉克總是敏銳地識別張力、捍衛張力。杜拉克在〈不合時宜的齊克果〉一書中提到，存在主義大師齊克果認為個體與永恆的聯繫是存在不可缺失的維度，人的存在，就是存在於永恆（信仰）與時間（社會）的張力中。杜拉克認為，人類存在於永恆與時間、神性與魔性等兩極張力之中。這些張力意味著持久的緊張和懸而未決，但人們必須在其中做出選擇，並承擔責任。他警告說，若人們試圖擺脫這種懸而未決，可能導致存在分崩離析，甚至使社會陷入極權主義的危機。
在〈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裡，杜拉克把這視為自己畢生工作的主題。杜拉克從兩次世界大戰中看到的，是社會、文明的猝然崩潰，而促成一次次崩潰的，竟是各種極度樂觀的歷史觀念。杜拉克認為，要想擺脫砸碎、重建、再砸碎、再重建的惡性循環，就必須探究延續與變革的知識，必須在延續與變革之間保持兩極張力。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延續與變革都不是歷史的宿命，而是人的責任。作為政治觀察家，杜拉克在歐洲和美國的理論、制度、實踐中探尋延續與變革之道；作為管理學家，杜拉克也探究組織的延續與變革之道。例如：他認為保守與自由，是政治生態不可缺失的兩極張力、偉大理念和主導權力，是功能社會不可缺失的兩極張力、偉大理念和具體工作，是理解社會秩序生成不可缺失的兩極張力、管理與創新，是建設優秀組織必須面對的兩極張力。杜拉克提醒我們，理解張力是理解社會生態的關鍵。他用樂手持琴和弓的譬喻形象地描述了這種張力，強調了張力中存在的美妙音樂。他解釋說，小提琴家按弦的手與拉弓的手是「對立」或「互不相容」的。其實這兩者永遠是同時都需要的，也必須協調合作。所有現存組織，不分企業、教會、工會、醫院，如果不創新就會快速沉淪。反之，任何新組織，不分企業、教會、工會、醫院，如果不管理就會潰散。既有的組織沒落的單一最大原因是不創新；新事業失敗的單一最大原因，是不懂得如何管理。因此，我們應該接納並擁抱這種張力，而不是崇拜其中的某一方，因為唯有在張力中，社會才能保持健康發展。
杜克拉認為社會生態學應被視為一門「學科」，因為它有可以傳授的方法，並總是樂於總結和傳授這些方法。杜拉克強調了社會生態學與科學、社會科學的關係。但與科學不同的是，社會生態學的目的是願景和行動，而非僅僅是知識；它的對象是動態且有生命的個人和社會，而不是靜態的實驗品；它的方法必須包含觀察、感知、洞見，而不僅僅是測量和分析。社會生態學與一般社會科學也存在差異，後者往往以「科學」自居，追求客觀、中立，而社會生態學則強調自身是一門「道德科學」，相信精神的神聖性。杜拉克提供的方法論，如「觀察、感知、判斷、行動」，被認為是社會生態學的核心。
我們可以在不同領域的杜拉克讀者中可以觀察到對其思想的不同感應。實踐者往往能較容易理解杜拉克所謂的「不是要創造知識，而是要創造願景」的意義，而一些社會科學專家則可能對其「非價值中立」的立場感到困惑。這種差異的理解可能導致對杜拉克思想的解讀不同。在與社會科學專家的討論中，有人提及庫恩及其《科學革命的結構》，認為其方法論有助於理解杜拉克的「新世界觀」和「社會生態學」。然而，杜拉克的觀點並非僅僅是科學方法論，而更著重於價值取向和道德科學的立場。
《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了一些具有穿透力的概念，其中包括常態科學、科學社群、科學進步、典範轉移和不可通約。首先，常態科學是指科學家們在日常工作中共享的穩定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主要目標是進行「解謎」工作，而不是爭論世界觀或價值觀。科學社群則是指接受共用價值和典範的科學家群體，他們通常處於自治狀態，專注於日常解謎工作，並與社會保持隔離。進一步，科學進步被定義為常態科學在共用典範下持續的解謎成就，而典範轉移則意味著當常態科學遭遇危機時，科學社群可能會發生世界觀、價值觀等基本原則的更換，帶來革命性的變革。最後，不可通約指的是在不同典範下工作的科學家之間存在著基本看法不一致的情況，這種不一致無法透過邏輯或實證方法加以解決。這些概念揭示了科學研究中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並突顯了常態科學對科學事業的重要性以及典範轉移對科學發展的深遠影響。
庫恩的理論與杜拉克的觀念之間的關係，可分為三個方面進行探討，首先，庫恩的觀察與杜拉克對「新世界觀」的呼喚有著相似之處。庫恩強調科學革命的起源於信念的危機，而這種革命往往伴隨著世界觀的整體轉變。這與杜拉克對於新世界觀的概念相契合，也呼應了杜拉克對範式轉移的強調。其次，庫恩關切的是科學社群的價值隔離和信念懸置，而杜拉克關心的則是社會、政治、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問題。兩者的關切並不重合，庫恩專注於科學社群的內部運作，而杜拉克關注的則是社會的整體運作。最後，庫恩的常態科學方法對於研讀杜拉克有所助益。庫恩強調研究夥伴間共用基本信念的重要性，並建議避免頻繁引入信念、價值觀等爭論。這一觀點對於研讀杜拉克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對於理解杜拉克的價值偏好有所助益。
杜拉克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經濟人的終結》探討了社會如何走向崩潰，從而引發人們的絕望與瘋狂。從《工業人的未來》開始，杜拉克致力於探索建立一個正常運作社會的道路，提出了一般的社會理論，描述了正常運作社會所需的結構。他的工作總是圍繞著新現實展開，他追蹤並管理這些新現實的變化，並將其轉化為新的機遇。工業社會、組織型社會、知識社會、非營利機構、以及需要管理的變革與創新等都是杜拉克識別出來的新現實。杜拉克的政治觀察也非常重要，他關注歐洲極權主義的興起以及美國人的政治天賦和實踐，並警示人們正陷入對權力集中化、社會統一化、政府全能化的迷思之中。杜拉克對於知識社會的概念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強調知識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知識工作者的角色。他認為知識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意識形態的方式理解當前的挑戰和機遇。在寫作動機方面，杜拉克不僅追求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對於社會崩潰和人類毀滅的憂患，以及對於教育和創造願景的使命。杜拉克的政治哲學、社會生態學、以及管理學的核心都是圍繞著「人」展開的，強調人的自由、尊嚴和地位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最後，杜拉克強調了責任的重要性，認為管理者、知識工作者以及個人都應該承擔起責任，並將自由視為一種責任而非權益。
整體來說，想要對杜拉克思想有系統性的理解，需要更深入地探討社會生態學、社會科學以及科學的工作倫理的異同。杜拉克的方法論雖然可以作為一種社會科學方法，但其價值取向和道德科學的立場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對於不同領域的讀者來說，理解杜拉克思想的多樣性和多重層次性是至關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