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無銳              陳健華  摘錄

《工業人的未來》的結構，出於杜拉克的精心設計。前四章，是在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裡，描述和分析 19 世紀、20 世紀的社會現實及其差異。後五章，則在社會分析的基礎上，解釋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自由喪失的過程和原因，繼而提出社會的重建之道、自由的保守之道。 

而〈何謂正常運作的社會〉，正是杜拉克賴以進行社會分析、診斷的認知框架。理解了這個框架，讀者才能理解〈從盧梭 到希特勒〉裡杜拉克對兩種自由主義的區分。兩篇文章，讀者最好前後對照，彼此參詳。 

〈從盧梭到希特勒〉裡，杜拉克區分的兩種自由主義是「理性自由主義」和「真正自由的自由主義」。 「理性自由主義」的表層名號是「自由主義」，底層信念則是「絕對主義」與「理性主義」。「絕對主義－理性主義」的心靈習慣是對人類理性的偶像崇拜，它的思維習慣則是把某種人為的理性信條奉為絕對真理。把人為教條奉為絕對真理，這是「非理性」的；若想用他們認信的絕對真理操控現實，其方式勢必是 「反理性」的。所謂「反理性」，是用一種理性信條反對一切個人對理性的運用。當個人理性能力受到禁錮和壓制，個人的自由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理性自由主義」不僅以「理性」為號召反對理性，更以「自由」為號召反對自由。 

與之相對的另一種自由主義，杜拉克稱之為「真正自由的自由主義」（truly liberal liberalism）。這不是一個固定稱謂。杜拉克想要強調的是，還有另一種對自由的理解。與「理性的自由主義者」不同，真正理解自由的人並不把自由視為理性的附庸，不認為自由必須等待理性批准，或遭受理性取締。自由的根基不是理性，而是信仰。人不是從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發現自由，而是在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中發現自由。於是自由不僅是人性的固有渴求，也是人必須擔負的沉重責任。 

杜拉克認為，「理性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從來毫無成效。因為他們對理性和自由的理解都自相矛盾。而在英國和美國，真正有效的抵抗極權主義的政治行動，都是由「真正自由的自由主義者」領導的。 

可是，在 20 世紀，極權主義肆虐多年的 20 世紀，「理性自由主義」仍然大行其道，「真正自由的自由主義」卻無以為繼。原因何在呢？杜拉克認為，「真正的自由」不只需要關於自由的正當觀念，尤其需要讓自由得以生長的社會土壤。因為從根本上說，自由就不是用來談論的觀念，而是用生命活出來的責任。理性自由主義者可以在任何地方空談自由，對他們而言，自由只不過是供理性把玩的談資，他們嘴裡的自由不需要社會土壤，他們甚至憎恨社會土壤。有土壤的地方就髒，就配不上他們幻想的完美自由。因此他們的才智可以用來在任何地方發現不自由，他們的勇氣和能力卻無法讓自由在任何具體的土壤裡生長。 

19 世紀，那些以正當方式理解自由的人們，卓有成效地領導了捍衛自由、抵禦極權的行動。原因之一是，19 世紀尚有其獨特的、可以讓自由生長的社會土壤。杜拉克提醒 20 世紀的讀者，曾經存在的社會土壤早已分崩離析。工業時代的人們，不僅亟需重新理解自由，還需重建社會能夠保守自由的社會。 

有待重建的新社會當然不同於 19 世紀的社會。20 世紀不可能複製 19 世紀，這既不可能，又荒唐。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必定千差萬別。可是，那些適於自由生長的社會、那些仇恨自由、毀滅自由的社會，又各有其共通的特徵。 

〈何謂正常運作的社會〉意在識別這些特徵，將它們描述出來。杜拉克稱之為對社會的「形式分析」或「純理論」。如果自由和極權的拉鋸戰並非一時一地的特殊事件，那麼為了診斷極權、理解自由，人們就需要不局限於具體時空的「純理論」。

摘錄自 楊無銳著，《杜拉克札記：八篇文章研習錄》（台北：博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頁185-187